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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日本王晓秋:史海遨游六十年_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韩饭网 2018-10-11 10:02:56

史海遨游沉浮60年,自己也深深体会到史学研究的甘苦。当我在国内外各处收集史料时,常常在图书馆、档案馆从早到晚查阅,为节约时间,中午以一包方便面充饥。如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孙中山流亡日本史料,在早稻田大学看中日文人笔谈原稿《大河内文书》,一看就长达1个月以上,直看得头昏眼花。但当通过锲而不舍、大海捞针的精神,发现新史料,冥思苦想反复推敲,得出新观点时,往往喜出望外。

我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墨宝,写的是我自撰的座右铭:“史海遨游,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其乐无穷。”这是2004年由著名书法家、《人民政协报》原副社长关东升先生书写的。关先生的字大气磅礴,俊秀多姿,独树一帜。那天正好在他家里开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的主任会。我说起恰好从北大历史系毕业40年,有此16字感悟,关先生即刻在其书房里提笔一挥而就。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在旁笑着建议在边上加上“题博导晓秋教授治史四十年真悟”。这一暖人情景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东升、晓声两位的深情厚谊,令人难忘。转眼时间已过10多年,我在史海遨游沉浮,若从1959年进北大历史系学习史学开始算起,至今已近60年了。承蒙中国文史出版社王文运先生来家邀我作为老政协委员编本学术文集,收入政协委员文库,我想就以“史海遨游录”为书名吧。

最近,《人民政协报》记者杨雪女士又约我为该报学术人物版写篇稿,我想那就以“史海遨游六十年”为题,回顾一下自己学史治史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感悟吧。

1942年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中学教师。小时候除了爱乱翻家中收藏的旧书史籍,还喜欢到弄堂口小书摊租看当时叫“小人书”的连环画册。当我对《三国志》《隋唐演义》《杨家将》等历史故事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已不知不觉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中学我上的是上海的百年老校徐汇中学,那里有浓厚的中西文化历史交汇的传统和氛围,而各门课中我最爱听历史老师上课讲中外历史故事。因此1959年高考,我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历史专业,并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和北大。

1959年正值国庆10周年,我踏进北京大学,吸引我的除了湖光塔影的燕园美景,还有藏书丰富的大图书馆,更有博学多才的教授先生。真正领我进入史学大门的正是北大历史系的恩师们。当年北大历史学系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集中了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史学精英,可谓大师云集,群英荟萃。记得第一堂中国通史课,教上古史的张政烺教授居然一口气在黑板上默写了中国56个民族的名字,让我们这些刚进校门的年轻学子目瞪口呆。系主任史学大师翦伯赞教授亲自给我们点评秦始皇,深入浅出,博古通今。他当时60岁左右,已是白发苍苍,我们都尊敬地称他“翦老”。还有宋史权威邓广铭教授,纵论岳飞、王安石,旁征博引、满腹经纶。世界史方面,齐思和教授讲西方史学史,幽默风趣、别开生面,常逗得学生哄堂大笑。还有周一良教授讲日本明治维新史和杨人楩教授讲法国大革命史,也是独具一格,精彩绝伦。我还选修了中文系王力教授的古代汉语课,内容博大精深,对我阅读历史文献帮助很大。当时北大历史系是5年制,到3年级学完基础课要分专门化,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亚非史、欧美史4个专门化。由于我对古今中外历史都感兴趣,以至颇觉鱼与熊掌均难以割舍,最后虽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但也常去听古代史、世界史的讲座。而我的中国近代史导师邵循正教授和陈庆华教授也都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名家。邵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精通蒙古史、元史、中外关系史,还当过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陈教授是陈寅恪先生弟子,学问渊博,兴趣广泛,对中外史料如数家珍。两位导师做人做学问的许多教诲令我至今铭记心中。在这些大师恩师们的言传身教指点熏陶和北大丰富多彩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下,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尽情上下求索,东西纵横,遨游于史海之中,真是其乐无穷。

1964年我毕业留校,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助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段时间,虽然丧失了认真读书研究的环境和时间,却也是人生的一段磨炼,使我对农村和社会有了一定接触和实践,也有助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进一步认识。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有了安定教学研究的环境。当时社会上曾流传“历史无用论”,甚至戏称学历史是“跳入屎(史)坑”“没有钱(前)途”。我却毅然潜入史海,无怨无悔,乐此不疲。此时我考虑如何选择自己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攻方向,深感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放宽视野,把中国放在世界全局和国际关系中,放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交流、影响、比较中研究。因此我决定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外关系史,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关系最密切最复杂、影响最大最深的中日关系史,还有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

历史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科学严谨的学问,必须实事求是地下苦功夫研究,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首先从研读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代表作晚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着手,花了两年时间,把这部40卷50万字的线装书认真通读钻研,写出了几万字的《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发表在1980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上。同时,我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找到了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进呈本《日本变政考》,进行深入考证分析,指出这是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最重要最集中反映其变法思想的未刊印著作,也是中国戊戌维新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一幅蓝图。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在史学界也引起很大反响。

研究历史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得益于改革开放,我们才有了广泛国内国际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我除了在国内各档案馆、图书馆、大学收集各种资料和讲学、开会交流外,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还有幸多次到日本、韩国、泰国、法国、美国等国大学或研究机构访问研究和讲学。在国外收集到许多中外文史料,并与各国学者交流研讨,扩大了视野,吸收了有益成果。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86年到日本庆应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收集了大量日文资料,回国后撰写了第一部系统研究论述近代中日两国重大事件之间互动和影响的专著《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该书不但获得了第二届全国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还被译成日文、韩文在日本和韩国出版,并有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改名《东亚风云》)。以后我又到过日本东京大学、关西大学、中央大学、驹泽大学及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处研究或讲学,从各种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史,写出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2000)、《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近代中国与日本》(昆仑出版社2005)、《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人物研究》(昆仑出版社2015)等多本中日关系史著作,还获得日本关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并成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和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委员会的中方委员。

在史学研究中我一贯主张要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因此特别重视研究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程和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我的《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紫禁城出版社2003)和《东亚历史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本著作中收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不仅有中日历史与文化的比较,还有中国与朝鲜、韩国、越南历史的比较,甚至还有中、日、泰三国近代化历程的比较。对中国人认识世界与走向世界,有综合宏观研究如晚清中国人如何走向世界,也有个案微观研究如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对该课题的研究还写成了30万字的实证研究专著《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辽宁师大出版社2005)。

我还认为史学研究应该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争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力图发现新史料,或者提出新观点,探索新理论。当然创新绝不是随意标新立异,必须有扎实的史料根据和严谨的分析。如在戊戌维新史和康有为研究中我根据《日本变政考》等新史料,提出了康有为的“仿洋改制”思想和议会观,获得学界的认同。在晚清史研究方面,我根据北大所藏《汪荣宝日记》手稿,叙述了清末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钦定宪法》的起草过程和条文内容,以及汪荣宝等人的京城立宪派活动,在史学界甚至法学界引起关注。另外如我根据大量中外文史料与史实,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这些论文大多收录在我的著作《改良与革命:清末民初史事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之中。关于晚清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则是我花了5年多时间,挖掘大量新史料,进行的一项开拓性原创性研究。该书重现了一段几乎被埋没和遗忘的历史,当年12位海外游历使对世界几大洲数十个国家的访问游历和写下几十种调研报告与诗文的史实,使很多读者感到闻所未闻与吃惊。2017年举行的中拉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还特地请我去作了关于130年前中国海外游历使傅云龙游历考察拉丁美洲十多国历史的报告。

史海遨游沉浮60年,自己也深深体会到史学研究的甘苦。当我在国内外各处收集史料时,常常在图书馆、档案馆从早到晚查阅,为节约时间,中午以一包方便面充饥。如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孙中山流亡日本史料,在早稻田大学看中日文人笔谈原稿《大河内文书》,一看就长达1个月以上,直看得头昏眼花。但当通过锲而不舍、大海捞针的精神,发现新史料,冥思苦想反复推敲,得出新观点时,往往喜出望外。如在故宫博物院查着《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在北大图书馆看到《汪荣宝日记》手稿,在日本各图书馆收集发现魏源《海国图志》21种日本刊本时,那种喜悦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也真可谓其乐无穷。因此这次为政协委员文库自编学术文集《史海遨游录》时,精选了我已发表的近300篇论文中的30余篇,按研究方向分为:历史比较研究、走向世界研究、中日关系研究、文化教育研究、历史人物研究等5个部分。

我从199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连任了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三届共15年,并一直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除了与全体委员特别是教育界委员们一起参政议政与关注教育问题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力图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出谋献策。如提出《纪念辛亥革命,启动清史工程》《充分利用历史文物资源,办好2008年奥运会》《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加强历史知识普及的正确导向》等提案或大会发言。另外在《人民政协报》和《中国政协》杂志上也发表过一些谈历史的文章,这也算是我遨游史海后提炼出来的心得和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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